编者按：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充分展示国企改革发展成就和新时代国企员工风貌，自今年3月份起，湖南省国资委与红网联合开展“国企心·祖国恋”征文活动，以个人、企业与国家关系为视角，生动抒写、展现党的领导下国家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湖南省属国资国企建设生动实践、拼搏精神与突出贡献。

当时，申请到深圳分院工作的，大多数是院里新来的年轻员工。他们作为院里第一批入驻深圳等地的员工，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开拓业务，往各个单位软磨硬泡混熟脸，还要克服语言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困难，可想而知，是有多么不容易。可即便有再多的困难，他们都凭着扎实的技术功底，“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湖南精神，一砖一瓦、一图一纸地把我们湖南院的品牌写进了沿海地区的建筑设计业里。

岳麓山脚下，人民路行人不绝，设计院的老院子里，香樟树一年比一年茂密葱郁。

今年正值建国七十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候，人不由得就陷入回忆。逝去的岁月里，总有那么一些片段和情节历久弥新，有意无意间就涌上心头。

我的回忆要从1983年说起，那是改革开放来临前的4年。

走出去，迎接全国第一个对外收费建筑项目

那一年，我41岁，来到省建筑设计院已经9年。虽然已不是刚入门的小新人，但当时的我，心里总积攒着一股子劲儿，琢磨着每年要给自己和院申请到十个专利。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我经常与一盏灯、一支笔、一幅图纸相伴到深夜。没想到，那盏夜里常亮的灯，照亮的不只是我的图纸和笔，也照到了时任院长罗忠言的心里。

在一个很平常的工作日，我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画图。突然来信，说罗院长让我去一趟他办公室。到了办公室，我才知道，组织上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打算将我任命为中国驻坦桑尼亚国会建筑山设计专家组副组长，去到坦桑尼亚负责国会建筑山项目。

当时的我，论资历，在院里不是最资深的。论身份，我连党员都不是。怎么会把这个重任交给我呢？罗院长看出了我的迟疑，他向我解释，原来他曾多次在夜里路过我的办公室，看到我在灯下工作，加之后来我申请到了一些专利，为院里争光添彩。故而他跳出条条框框，对我委以重任，希望我能奋发图强，更进一步。

就这样，我加入了中国驻坦桑尼亚多多马国会建筑群设计专家组。1983年、1984年和1986年，我作为中国驻坦桑尼亚国会山建筑群建筑设计专家组副组长，与规划、建筑设计、通信、施工等不同领域的20多名专家，共赴坦桑尼亚，在那里为国会建筑群设计献出一份力量。

坦桑尼亚多多马国会山建筑群项目是我国第一个对外收费的建筑项目。工程款项为500万美金，70%的工程款由美金支付，30%由当地货币支付，约3千万先令。这笔工程款项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我记得，当时人民币兑先令的汇率是1:5，一辆进口的高端奔驰车价格大概是5万先令。可是，这样一笔巨大的工程款，并不是那么好拿的。

我们首先面对的难题便是竞标。当时，与我们同去坦桑尼亚参与多多马国会建筑群项目竞标的有英、日等发达国家的专家组。相对他们，我们的技术、经验都十分有限。为了能够在竞标中拔得头筹，专家组成员经常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工作。除此之外，还要想尽各种办法，与坦桑尼亚的政府工作人员处理好合作关系。

虽然这个项目建设遇到的困难不少，但是我们专家组也得到了坦方的特别重视，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工作条件。其实，那时候的坦桑尼亚经济环境还不是很好，我们的生活用品大部分是从国内海运到那里，但是海运经常赶不上，我们迫切需要的食品尤其是蔬菜不能从国内运来。于是为了保障专家组的后勤，我们组织专家自己动手在驻地养鸡种菜，那里的土质是沙土，我们用鸡粪和野草改良了土壤，结果我们从北京带去的一般菜种，种下后发生了变化，长出的辣椒有一尺多长，大白菜、包菜也长得非常大，住在我们附近的坦方官员看见后非常羡慕，经常来“参观”，当然我们不会让他们空手归去。

最终，我们圆满完成了在坦桑尼亚的工程。同时，也借着这个项目，我们活跃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好几届大使馆没有完成的任务，都通过这次友好合作完成了。

稳下来，想方设法留住现有核心骨干力量

1984年左右，设计院开始实行自收自支的体制。体制改革对设计院来说，是积极有益的创新举措。可改革刚开始的几年里，设计院的经营却遇到了些许危机。那时候，工程款周转困难，我们连员工的工资发放都成问题。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只能优先发员工的工资，推迟发放领导干部的工资。

可即便如此，院里的日子也依然过得紧巴巴的。记得有一回，我受伤摔到了腿。省里的领导来设计院考察，顺便过来看望我。他们来的时候已近夜晚，进门之后，他们问我“天都这么晚了，你的房间怎么还是黑的，不开点灯呢?”我只能告诉他们，院里资金紧张，为了节约用电、节省开销，我才在夜里黑着灯。

这样的困难，被领导们一一看在眼里。于是，当我们向省委和税务部门打报告，申请减免税务时，政府体恤我们，一口气为我们减税30万。正是因为有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关心，才让整个建院面对难关时，依然坚定信心。

减税之后，设计院的资金稍微松泛些，可在当时，人员流失依然是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我记得当时，由于条件有限，我们的食堂天天吃稀饭馒头，而隔壁的公司，一到开饭时间就飘出各种肉类食物的香味。馋得我们恨不得穿过墙壁去吃饭。一开始，我们还能忍着，啃几口馒头喝点稀粥喂饱肚子。可时间一长，人也就自然坐不住了，设计院培养出来的很多人才“孔雀东南飞”，到了沿海发达地区。

为了解决人员流失问题，我们院又想了很多办法。我们向省委和纪委打报告，申请由省建筑设计院来承担员工子女的读书费用，并且安排相关专业的员工子女留院工作，对员工参军退伍的子女的就业问题也给予支持。这样一来，员工子女读书不花钱，学习建筑设计相关专业和退伍归来的还可以留院工作。老员工们自然愿意安心待在院里。既为省建筑设计院保留了很多现有员工资源，又补充了后续的青年职工力量。

可即便有了后来的应对，人员流失的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但那些年，早于设计院走出去，独自东南飞的“孔雀们”却依然是回不来。每每想起这，心里还是觉得很惋惜。

再走出去，到沿海地区开设分院

改革开放送来了春风，设计院也迎来了新变化。1988年，经过院里的民主投票，我被推选为院长。接任院里的工作后，我首先申请恢复了设计院在深圳等地开设的分院。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浪潮兴起，一股经商潮、下海热在南部沿海地区掀起。湖南地区的建设项目也不比从前，本地市场的工程项目已不足以满足设计院的建设需求了，设计院急需开拓市场、寻找更多的项目。到沿海地区开设分院是一个开拓市场的好方法，走出去，一来是响应国家的召唤，建设南部沿海地区，先富起来；二来是能近距离接触改革开放的浪潮，学习特区的经验，把思路打开，回馈湖南市场。

在南部沿海城市里，我们首先恢复了深圳分院的正常工作。当时，在深圳的兄弟单位都入租到了外贸大楼，在那里扎堆建立分院。可是，在外贸大楼租房办公需要缴纳20-30万的押金。我们设计院资金紧张，自然拿不出这个钱。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只好在旁边，租用了条件设施远比不上外贸大楼的农民住宅房进行办公。

当时，申请到深圳分院工作的，大多数是院里新来的年轻员工。他们作为院里第一批入驻深圳等地的员工，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开拓业务，往各个单位软磨硬泡混熟脸，还要克服语言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困难，可想而知，是有多么不容易。可即便有再多的困难，他们都凭着扎实的技术功底，“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湖南精神，一砖一瓦、一图一纸地把我们湖南院的品牌写进了沿海地区的建筑设计业里。

我们作为总院的员工，经常到分院去探望他们，也学习他们的创新工作经验。为了体恤他们的劳动，也为了节约资金，每次到分院出差，我们都是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从来没有打过的士。晚上住宿，即使深圳分院隔壁就是一家酒店，我们也从来没进去过，都是直接睡在分院的地板上。

改革开放给设计院带来的，不只是从地理位置上的“走出去”，更是工程师们心态上的“走出去”。在与各个分院同志的交流中，我们的工作方式、工作心态都在慢慢发生着改变。过去，设计院的工程师们社会地位较高。我们只需要一心练好手上功夫、画好图，两耳不需多闻窗外事。改革之后，私营企业与我们共同在市场上竞争，甲方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这样的行业形势变化，让我们不得不调节工作方式。除了做好技术服务，我们还需要兼顾好经营问题。只有经营与技术平衡，才能让我们源源不断地为建设祖国绘制好蓝图。

从我到设计院工作至今，已有45年了。虽然我现在已退休在家，但我依然关心关注设计院的发展。这些年，设计院的发展离不开员工过硬的技术、团队的高效管理，更离不开的是不断改革奋进的精神。期待设计院的未来会更好。（湖南省建筑设计院 程世陵）